1. 文以载道，是文化形态不过是承载政治内容的“车”

2.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文化精英都几乎讲生命的大部或全部轻掷，使其沉入漫流四野的政治洪波却极少激起水花，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悲剧。

3. 巫，是社会演进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唯一专业化阶级。再往后些时候，王权的民事和 宗教两方面的职权分别展开，有关世俗的权力归于一人，有关神的职能归于另一人。

4. 中国基本上一直为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所统治

5. 天意从来高难问：很多天的因素背后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

6. 圣贤迷信的长期历史作用，有导致统治者在获得无限权力的同时，就开始享用民众对贤者和圣者的尊崇，他们往往以自己的无行无能，自己打破了这种迷信。然而圣贤观念对于政治权利的维护作用，依然是中国实现“超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7. 等级制政体和全民性权利崇拜

8. 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

9. 清官政治的致幻作用表现出来深远的政治影响，是民众在政治上力量微弱的表现。还意味着自卑自弱意识的弱化，意味着对合理的政治权利的自我放弃。我国缺乏民主传统。

高等教育：当代社会中特权分配的主要机构
古典政治学中对权力的产生主要有三种学说：神赋人权，天赋人权（自然法则）和人赋人权。国家利用看似完全中性的机构——学校，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国家的特权阶层把选拔人才的权力完全委托于学校，赋予学校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权力的权力。

学校通过考试将选拔出来的人与普通人区分开来，建立了一个受到认可与尊敬的精英群体。这些国家精英不仅和其他群体相分离，而且还有着封闭和排他性，得到了别人和群体内部的认同，好像他们真的名副其实。精英群体通过占有优势的社会地位，将自身的优势资本传递给后代，完成了资源优势的内部循环和代际传递。

学校是为社会等级制度提供证明的重要机关。为现存社会秩序提供了行动的社会正义论、不平等的合理原则和使社会得以维持的认知基础和道德基础。权力在高校中已经从知识的一极向行政和经济的一极转移。

文凭：学校作为暴力工具的权力体现
在当代民主观念社会中，世袭制等社会特权沿袭制度被淘汰，文凭通过其由权威机构颁发的合法性和发证机构的担保能力，完成了社会特权和社会身份的合法化。拥有学位称号的人是稀有位置的合法拥有者和技能掌握者。学校作为国家的代理人行使这样的权力：图章和签名证明证书的真实性，学业称号不仅仅是一张物质报酬的入场券，还是某种终身能力的保证，不会过时也不会衰老，它是公共的，是官方的。

学校颁发的文凭是它所承诺的学生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仅仅有这个条件是不够的，事实上，只有既继承了财产，又继承了社会关系的人拥有了文凭，才能真正达到事业上的成功。这就是布迪厄说的，经济资本越雄厚，对学业资本的依赖就越小，学业资本的经济收益依赖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于社会身份来说，只有拥有社会资本的人，才能使学业资本的价值显现出来。总的来说，是经济资本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就解释了几乎所有大企业家都出身于富人阶层或者与资产阶级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阶层，北大的学生大部分被上层阶级的子女占领。

考试：社会分层的工具
考试是一条边界，能够产生特殊的，被分离的，被神话的人群，在最后一名入选者和第一名淘汰者中间设立围墙：可以历尽一生拥有一切和一无所有的围墙。并且围墙的产生是公开的，是得到所有人共识的事实，以使被录取者认识和认同了自己的特别。

一旦将一个人划定到卓越的群体里，就会在这个人身上引起一种主观的变化，使他更接近人们给他的定义：在普通人面前外表高贵和智力强大的样子，自信的举止作风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在今后的岁月中，这种自信与高贵将他们引入蓬勃的野心和最有声望的事业。

考试只是保证表面平等，却不考虑考生的社会出身的实际不平等，用考生天资的不平等来解释所有的不平等。考试保证的至少表面上的平等，将特权转化为了成绩，把社会等级转变为学校的等级，从而合理化社会等级的再生产。由于在早期社会机会上的不平等，下等阶层出身的学生在上学期间就不容易获得成功。他们在高等教育中被剥夺了主导自身能力得到系统训练的机会，被（受鼓励的）安置于简单的课程中。

学生进入学校的等级与社会出身等级有着比较严密的对应性，由于个人存在的社会差异，已经部分的转化为学业差异。学校通过给学生灌输天赋和个人能力是进入哪所大学的基础等意识形态，让其他学生降到次级教育，使机会的不平等正当化和自然化。也就是说，学校通过这种方法扩大了原有的社会差异。学校把社会不平等转化为学校方面的不平等，最终转化为进入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事实上，学校是客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地维续现存社会特有的阶级关系结构，并在表面上中立的态度之下掩盖它履行这一职能的事实，成为社会秩序的捍卫者，完成教育复制社会等级的功能。

日本中古的历史：平安时代：794-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