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晚学盲言
202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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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 所谓中庸，执两而用中
- 情发乎己心，故可自由；欲起于外物，故不可自由。
- 因中国多农人，稻麦蔬果，牛羊鸡豚，长日与生命为伍，故常有一生命观念，并抱有一生命总体观。西方工商社会只有器物观，非生命观。其所创制，胥属无生命之器物。即大至一国亦然。
- 西方心理学家似主指挥全身者在脑，医学家则认人身活动中心在心肺。人之死，亦以心肺部分定，不以头脑部分定。但在心肺与头脑两部分之上，应有一更高综合机能，即人之心理与生理之上，当有一生命之总体存在，西方人在此方面似乎未加以深切之寻讨。脑神经，心血管，具体可指，但只是部分存在。中国人则言血气心气，又言生气神气，亦言体气。用一气字，即指其生命总体之综合存在。中国人言心，不指头脑言，亦不指心肺言，乃指总体心，实即是生命。但生命又何在？此与西方心理学家与生理学家看法有不同。中国此一心字，只可抽象理会，难以具体指示。
- 机器，亦有部分，有总体。但机器由人制造，亦可谓乃由部分配合成总体。非加入一指挥与使用者，机体自身无生命，无心灵，亦可说无血气，不由自主，不能自动。人身则不像一架机器，有血气，有生命，能自主，能自动，而且不当用外力来加以指挥使用。但西方人看人体，却亦俨如一架机器般。即在西方的心理学家，亦在寻究人心如何由外力来加以支配与指使。如研究制约反应即是一例。而对人心之自立自在自动自发处，反不重视。
- 中国人称政治，政者正也，合四隅成一方为正。治指水流，众水滴依道流行。四隅之于一方，水滴之于一流，即部分，即总体。水其总体，水滴其部分，不失其自由平等独立之地位，而相互间无所争，乃能融成一总体。故中国人言“群而不党”。西方人言政必重权，有党有争。中国政治重职不重权，无党无争。中国政治亦有争，所争在道义之是非，而不在多少数。多数有不是，少数有是。
- 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换辞言之，即为共有此机器所得之利润，以共有此财富。即结合凡属参加工商业者，成为一更大集团。故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实非反对资本主义。惟在利润上求一公平分配，则共产主义实即资本主义之扩大与延长。仍必对外榨取利润，亦仍必有赖于帝国主义为之作后盾。故马克思之所谓无产阶级，乃专指从事工商业而只得较低利润者言，农人则不在其列。
- 依照马克思理论，既不反对机器与资本利润，则向外工商业之发展，自不免在于异人群异社会中仍有农奴之存在。故共产主义亦必与帝国主义相依存，而农业社会则为一被征服者又可知。中国观念，则农绝非奴，农工商各业，乃同在人类生命之总体中，而农业则尤为生产事业中之最要基本。西方自古希腊以至马克思，则全无此观点，宜其一切理论必乖戾违异于大自然之实况矣。
- 人有生命，为人之道，首当认识其自己之生命。再由认识自己之小生命，而认识到人类共同之大生命。此大生命乃一总体。再由此总体而认识到其总体中之各部分。有了此种认识，乃知所谓人道，庶可领导此下世界人类之前进。而中国文化传统，则正重在此一道义之认识上。故中国人生不重职业与职位，因其只是人生之分別面。特重品格品德，因此始具人生之总体面。果使全世界人类能各自注重其一己之品格品德，则人类庶可有理想之前途，而各项科技与机械亦可得其正确之利用。中西文化亦可得其会通和合之所在矣。
- 中国人又好言情欲。西方哲学戒言情，乃误认情以为欲。情对外而发，欲为己而有。人之斗争对象当在己，即其欲。中国人谓之天人交战。人欲亦人生中一部分，天理乃人生之总体。情发中节即为理，故中国人常言合情合理，又称天理人情。农工生活常与自己斗，不与他人斗。商业则必与他人斗。中国以农工立国，商业后起，其政治常抑商。西汉盐铁制度已接近近代西方所谓之国家经济政策。故中国虽地大物博，商业鼎盛，绝不产生一资本主义社会，但曰“信义通商”。信义属人生总体，非部分人生故中国人对商业乃有一极高明极精微之安排，异于西方讨论西方文化问题，必从其部分言。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则当从其总体言。此乃中西双方文化传统一大相歧异处中国人又好言阴阳动静，依宇宙全体言，则天属阳动，地属阴静。亦可谓自然当属阴，人文当属阳。依人文言，则生属阳动，死属阴静。依世运言，则治属阳，乱属阴。故治世贵有动，乱世贵能静。依近代国际形势言，则西方近似阳，中国近似阴。故西方常趋动进，而中国则惟宜静伏。宋儒周濂溪主“以静立人极”。孔子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厚则易静难动，对死亡之礼，如葬如祭，可以为生人相交立其极。周公之治道，制礼作乐属于阳，孔子之梦见周公欲为东周则属于阴。今日之中国虽居阴道，善守其静，亦可为后起新文化立极。
- 中国人又好言性情。性属天，情属人。人有情又乌得谓天独无情。《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喜怒哀乐皆是情，情必对外而发，对人对事对物皆有情。心无对，谓之未发，但不得谓心之无情斯则谓之中，亦即是德是性。德与性之发，乃见情，又分喜怒哀乐。方其未发，则无喜怒哀乐之分，故谓之中。中即是其情而存于内之总体，喜怒哀乐则为其动而分向对外之部分。西方哲学避言情，主言理。依中国观念言，理乃部分中之条理。总体一合之内，必分有部分，苟无部分，即不见有理。情之发，不违理，即是恰到好处，此即所谓中节。发而中节，即合于理。
- 人当无我，喜亦非其人其事其物之受我喜，乃我与此人此事此物交接时理当有此一喜。此一喜不在我，亦不在所喜之人之事之物，乃内外相合之理。
- 西方人以具体求人生，乃感人生有两大事，一恋爱战争。其实恋爱亦如战争，男女双方，不顾一切，竭其全心力以赴，此亦可暂不可常。西方人又言婚姻乃恋爱之坟墓。恋爱乃若更高出于婚姻。不知恋爱尚分两体，夫妇则成一体。但此体属于抽象，而实为人生理想所在。恋爱尚在个人主义之阶段，苟和合成家，而不变其双方各人之立场，则转多难处。故西方惟求为一小家庭，先与翁姑分，继与子女分，如是庶得小安。家如此，国亦然。故西方亦惟有小国寡民，不能有广土众民一统之大国。大国则必为一帝国。多有殖民地，形大而体仍小。如中国之一统，有中央有地方，和合而成，其体乃大。乃由抽象之中庸大道来。此义甚深，读者试自参之。
战争为人群一大事，必有对立之双方。一方败，失其对立之地位，战争平息，乃转觉失去一可乐。亦如谓婚姻为恋爱之坟墓，则婚姻岂不亦失去一可乐。无恋爱，无战争，人生落空，所乐何在。
- 人生贵能单纯多闲暇，此心乃有欣赏可言，而生命乃得感其悠长。若多外来刺激，惟感繁杂忙碌，则此心不安不乐，生命亦惟感其短促。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一则为机械人生，一则为艺术人生，对此不当不辨。有医德，有医术。医术可以救人得生，亦可处人于死。但医德只许救人生，不许处人死。
- 能疏于物而亲于心，乃得孔子仁智之大义，而人生乐处亦在是，人生真处亦在是。《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性在天，率之修之教之则在人。求善处人生者其勉之。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实则乃是止于至善。孔子又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乃外在物世界，所好则内在心世界事，此其别。
- 平剧中两人对骂，其相骂声，乃和合如一歌。两人对杀，其相杀状，乃和合如一舞。人生而戏剧化，即人生之艺术化。
- 如一草地，绿草如茵，生意盎然。实则今年之草，已非去年之草，而此草地则可历数十百年而常在。此一草地，可谓有大生命存在。深山巨壑，群木参天，郁郁苍苍，此亦一大生命。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三千年前诗人所咏，宛然如在目前。鸢与鱼之生命，已不知其几易，而其飞其跃，则三千年犹然。故鸢鱼仅有小生命，而其飞其跃，则乃大生命。人类文化亦然，亦有其绿意之盎然，亦有其飞跃之群态。中国古人谓之“人文化成”，今则称之曰文化。此皆大生命之表现，非拘限于物质条件者之所能知。中国人言气象，今人多失其解。气象即超物质之存在。姑就个人言，或刚或柔，或安或躁，或健旺，或衰老，皆可以气象觇。人之品德修养，亦从气象见。
- 中国社会农业为井田制，工业为官廪制，不废其私而私皆为公。商业亦本属官廪，后乃私营，但仍主为公不为私，又曰信义通商。而又日：“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言大生命，则曰家日群，政治则群中一重要事项。故言政治，必推本于社会。而劳心者则指从事政治之人言。而言社会，则首言其风气。此即社会生命之表现中国历代社会风气皆有变，汉唐宋明清各不同。即前后汉，盛中晚唐，南北宋又各有不同。清代如顺康雍与乾嘉与道咸同光亦各不同。但两千五百年始终只是一中国。要之，中国人视社会犹重于政治，而言社会则必首重风气。所谓不同，主要乃指风气言。此乃一种超物质之生命表现，故尤当重视。
- 西方哲学必分别心物言。或主唯心，或主唯物。或主一元，或主物二元。若以中国人观念，何有离物之心，亦何有离心之物，即以饮食知味一事证之即见。亦可谓饮食乃小生命，而知味乃大生命。幼童饮食仅解饥渴，乃个人小生命所需。而知味则成年人事，人人同，世世同。中国人饮茶，自唐迄今已逾千年，乃成一大生命中事。饥欲食，渴欲饮，饥渴既解，事即已。至饮茶知味，喜之爱之，此属情。大生命中，亦包涵有小生命。倘无小生命，则大生命亦失其存在。然大生命终与小生命有别。欲则随人随时而异，情则异人可同，异时可同。人而无情，斯终不能见其生命之大。
何以能人同此情?中国人则本原之于性。性又本原之于天。天则超物质。饮茶之演进，由欲而达于情，出于不知不觉之自然，故亦成于人之性。而饮茶知味，必见于日常之人心，故曰心情。饮茶而好之，亦见人心之大同，故饮茶亦成文化中一事，即人类大生命之事。生命必附随于物质，但生命之真，则其主要不在物质，而在性情上。饮茶知味，特情性之微末小节，为易见易知之一端。
